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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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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张炜 刘进|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学术与运动生涯

2018-05-07编辑: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摘要:阿特巴赫教授是蜚声全球的学者,致力于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的教学、研究、咨询和服务50余年。文章回顾了阿特巴赫教授的求学与学术经历,介绍了其研究和教学及搭建学术平台的过程,讨论了其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概述了其主要学术成就,包括学生运动、知识传播、学术翻译、学术新闻工作、中心-外围观点、大众化、高等教育系统与知识经济、研究型大学、全球化和国际化、学术职业等。

  关键词:阿特巴赫;学术生涯;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


  探讨我从事了大半个世纪的职业,以及塑造这一职业的理念,评论其间曲直实非易事。本文并非一篇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我这个传统学究的经历也难以称之为自传。相反,本文所考量的是不同时期社会和学术环境中的种种观点,并探讨所有这些是如何塑造一种职业的。


一、我的学术起源与形成

  我生于芝加哥大学附近,在这里长大,中学毕业后也进入这所大学学习,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很常见的。此外,这所大学当时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术机构,它致力于实现本科阶段乃至贯穿整个研究生教育的自由教育理念。也正是在这所大学里,形成了我对学术生涯和高等教育的社会角色的认知。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南部人,就住在环绕芝加哥大学的海德公园附近。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骑自行车沿着湖边从海德公园到市区是常有的事儿。即使在那时,这个地区也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非裔美国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日益增长。我小学和初中均就读于芝加哥公立学校(这些学校现在饱受争议,但在当时却是好学校)。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就在伊利诺伊中央铁路旁边,门前有一条嘈杂的马路,车辆川流不息。同时,这所小学会定期组织学生观看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这培养了我对经典音乐的喜爱并延续至今,也奠定了我坚实甚至传统的小学课程基础。

  我曾在海德公园中学读了两年,那时该校是一所名校。当时校内至少80%的学生都是非洲裔,学校也很严格地进行教学分轨制,学术系列的学生以白人和亚洲人为主。在该校还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学校时,学校优良的传统和优秀教师都得以保留。海德公园中学办学出色,至少在学术系列和多数课程上表现出众,这些课程对促进多民族间关系持有积极的态度。

  我中学的后两年就读于南岸中学,这是一所优秀的中学,当时对于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保持着平等的待遇。大多数学生为白人和社会地位大抵一致的人,这里的教学没有实施分轨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迫害”盛极一时,但南岸中学的一群学生受到一些教师的鼓励,坚持政治自由主义、民权运动和激进主义,受到当地普救教派的欢迎,很快加入了他们的青年会。以此为基础,青年会开始支持地方民权领袖发表演讲,并参加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活动。我们也时常会到市中心刚建成的第二剧院举办活动。

  我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公学开设的几门预修课程和创意暑期文学项目,因此得以提前一个学期从高中毕业,于1959年1月入学芝加哥大学。当时,这所大学有着严谨的学术氛围和著名的通识课程,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往往会为之神往。而我来到这里的动机之一,是我早在中学就已经历过的积极的政治文化。1959年,我开始进入学术殿堂,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一直从事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职业,矢志不渝。

  芝加哥大学至今仍以其严格的通识课程而闻名,当时大学前两年的课程皆为要求严格的一系列人文和科学教育,专为所有本科生开设。大多数课程修一年,要持续3个季度(芝加哥大学当时和现在实行的都是学季制而非学期制),学年结束时每门课程会进行一场考试。大部分课程都由若干讲座构成,请国内著名教授讲授,课上也经常进行小组讨论,这些讨论并非由助教而是由获得学院终身教职的教师组织。课本也往往由一手资料编纂而成。例如,社会科学课程所用课本为托克维尔、弗洛伊德、马克思、韦伯等人的著作而非传统的课本。数学则包含了数学史,这门课程我学得不是很优秀。但令人欣慰的是,阅读课程采用了英语译文而非法语或德语原文。所提交的论文皆源于原始资料,然后交由指导教师进行严格的审阅。毫无疑问,这种教学基础与授课方式,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基础和严格的评估体系,培养了学生出色的批判性思维和清晰的书面表达能力。

  由于还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我得以在大学本科的最后两年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包括比较宗教学、南亚文明、中华文明和现代文学。最后,我主攻社会学和历史。


二、研究生院

  1962年大学毕业后,我决定从事教育职业,以便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之后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我认为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深造是个不错的选择,该校的教育系口碑良好,且我仍然能参与校园政治。我当时曾认为作为一名教育管理者或研究者,我能从事教育领导工作。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是教育政策,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是詹姆斯·B·柯南特,他曾是影响颇深的政治家、哈佛大学前校长。随后,我开始意识到,以前我所设计的职业道路必须要有工作经验才能实现,但作为刚出校门的22岁硕士生,却难以获得工作经验。至此,我明白了自己并非对教育管理实务特别感兴趣,而是对后来所从事的比较教育学更感兴趣。

  很巧的是,比较教育学中心——当时美国最好的本领域研究中心之一,恰好也在贾德大厅内,与教育管理专业的办公室分别在走廊的两端。我进入比较教育学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外,我的妻子也正在芝加哥完成她教育硕士的学业。由于我已修完了许多教育方向的必修课,就有了更大的选课范围,可以选择社会科学和发展研究等方向的课程。该系的两位比较教育学家,C. 阿诺德·安德森和菲利普·福雷斯特,立足于教育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视角,开设了多门相关课程,并且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我还获得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奖学金用于我的博士论文研究。

  我对爱德华·希尔斯教授的授课非常感兴趣。他是一位博学的社会学家,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研究,他曾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成英文。多年来,我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只要我在芝加哥,就会去拜访他,即使他已退休,不再从事教学工作,也不曾间断。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带我在一个相当普通的中国餐馆引荐了他的一个好朋友——诺贝尔奖得主、作家索尔·贝娄。当时的场景、对话让人联想到他的某部小说。还有一次,希尔斯凭借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进修过半年的关系,带我去了国王学院某个正式的晚宴,碰巧晚宴上我的邻座就是爱德华·摩根·福雷斯特——《印度之旅》一书的作者,此时他已年逾九旬,却依旧健谈。1995年希尔斯去世后,我将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著述汇编成书。

  事实上,希尔斯教授对我的学术兴趣及博士论文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通过他的课,我开始意识到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后来我职业生涯的主要兴趣和关注点。希尔斯曾在印度进行过研究,并基于印度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视角,撰写了一篇开创性的研究论文。在其课程的影响下,我决定把我博士论文的重点定位于高等教育。我在学生政治方面的经历以及早期对印度的兴趣指引我开始研究印度的学生激进运动,并从密歇根大学获得了一年的研究经费。我的论文主要关注的是孟买学生政治运动的历史,追溯以印度独立斗争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的历史。

  我开始相信,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大学都是文化中心和研究机构。印度的研究工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现象,值得学习和研究。我对大学的诸多作用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试图理解并阐明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已经涉及了高等教育的诸多不同方面,如学生在政治和知识网络以及学术交流方面的作用、学术职业、研究型大学等。基于此,我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希望能够呼吁关注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在此期间,即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许多专家和决策者提出,发展的最好“回报”是投资小学教育和扫盲培训。而我一直主张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大学是社会领导者的教育场所,研究成果的产出地,还是核心人才的中心。20世纪90年代末,我以高级顾问身份参与了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报告《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承诺》,试图重新把关注焦点引向高等教育。该报告一经发表就得到了世界银行总裁的高度赞扬,并在恢复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国政府主要政策组织中的突出地位方面颇具影响力。

  20世纪末,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大提高,这毫无疑问受到了全球化与互联网出现的影响,尤其是知识型经济的兴起等刺激,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这些现实情况需要高学历人才以及高校同国家紧密联系。此外,越来越多的人承认高等教育是社会流动性的关键所在,这一认知促使各地扩大招生数量,加速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从此,中学后教育融入到全世界年轻人的生活和职业规划之中,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的中枢。

  然而,在我的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对大学的兴趣尚未被广泛分享与高度重视,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大学依然被当作精英的边缘机构。虽然高校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但它们之间的国际联系相对较少。然而,在21世纪,高等教育已被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学术机构都已国际化。毫无疑问,对高等教育在新兴的全球知识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学生与政治

  毫无疑问,受到美国学生运动的经历及对印度学生激进运动研究的影响,我开始从事学生政治的研究,并坚信学生是社会中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和教育力量,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期特别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依然如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全球学生激进运动爆发后,我对学生运动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和校园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学生激进运动在某些情况下的确会推动西方国家的政治改革,但很显然,学生激进运动,包括由此引发的政权更迭在内,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全球激进运动爆发以来,各类有关学生政治激进运动的研究被陆续发表。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学生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近年来对学生政治激进运动的研究却越来越少。

  学生政治激进运动的历史仍存在大量研究空白,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小觑。例如,学生参与了1848年欧洲革命及民族主义的崛起,其中包括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学生于20世纪20年代起就参与了印度独立斗争,历经数十年努力,印度终于在1947年获得独立,这对近几十年来的学生运动影响颇深。同样,学生在其他亚洲社会也参与了独立运动,西方国家的学生也参与了政治激进运动。对激进运动的历史展开研究,有助于勾勒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激进运动发展方向。

  一定时期内,学生运动的研究是从外围层面展开的,那些陷入冷战政治的国际学生组织,展现了学生团体是如何打破国际界限进行交流,又是如何受到冷战时期的阴谋所影响的。在学生激进运动的鼎盛时期,学生政治各组织之间频繁地进行国际交流,但事实上学生运动本质上还是国家性的,几乎不与国外有直接牵连。具体的国际学生组织,如苏联主导的国际学生联合会(SIUS)与亲西方的国际学生大会(ISC),对当时进行的斗争影响并不大。事实上,这两个国际学生组织分别由前苏联和美国资助,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国的影响。ISC和美国学生联合会(NSA)于1967年被曝出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后就瓦解了。

  我开始相信,了解学生运动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如前所述,在发展中国家,学生在争取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学生的这种参与也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权力及合法身份,且一直持续到独立之后。欧洲和北美地区却与此相反,强大的学生运动虽在某些领域可以改变政策(如高等教育领域),但他们不能迫使政权更替。如在德国,学生影响了大学治理的制度化改革并参与了大学治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学生不再过多地参与政治激进运动,然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学生仍偶有参与。


四、研究、教学及建立中心与专业

  从事学术工作近半个世纪是我的一大笔宝贵财富。我主要从国际化的角度出发,开展高等教育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我曾担任过系主任及其他一些行政管理职务,但没有任职过高层领导。我的学术工作经历十分充实并且流动性较大。

  我的学术活动一直围绕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展开,但我从未教过本科生。我一直是博士生导师,在从教的3所大学指导过88名学生,同时还参加了其他一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委员会指导研究生。我的博士在20多个国家任职,其中有些位居要职,包括一些政府部长,还有一些在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工作。我一直很喜欢与研究生共事,并试图让他们发掘自己的研究重点,而不是去迫使他们改变想法或方法。我本人并不善于学术理论的构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一直鼓励学生要以深入研究为追求目标,以研究成果为指导方向。

  1965年,我在芝加哥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应哈佛大学的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教授的邀请,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加入到他的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政治激进运动。我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与李普塞特教授会面,并以一名教育研究生院讲师的身份讲授“教育与社会发展”课程。李普塞特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一位良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广泛收集数据的价值所在,并试图以毫无偏见的态度去理解其含义。我很喜欢与他的博士团队共事。后来,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在李普塞特的指导下撰写了几本书,《叛逆学生》便是其中之一。

  随后,我进入了学术就业市场。当时处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时期,因而工作并不难找。我接到了两所中西部高校的聘书,1966年的秋天,我加入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一职。在此期间我讲授了比较教育学和南亚教育学课程,而该校当时正在构建比较教育学专业。同时,我还被委派到印度研究系任教。1968年,我27岁,晋升终身职副教授,成为当时校内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职期间,我参与编辑了《学术市场》一书,以适度批判性的视角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所面临的挑战,这本书在校园里几乎无人问津,但后来在马来西亚我遇到了校长,他质问我为何要编辑这本批判性视角的书,万幸的是我当时已经得到了终身教职。

  1974年,我接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聘书,担任高等教育和社会基础教育领域的全职教授。同时,我获得信息和图书馆研究学院聘任,讲授一门关于国际出版的课程。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创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同时成立了“比较教育学中心”。起初参与研究工作的有盖尔·P·凯莉,随后是洛伊丝·韦斯和希拉·斯劳特,他们三人都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后来还有一些其他同事加盟,我们共同建立了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专业。我在该校任职的19年里,比较教育学项目和比较教育中心已成为国内同类中的佼佼者。1978年,我担任了《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领域的权威杂志)的主编,随后一直做了10年。比较教育学中心也发展为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CIES)秘书处,凯莉担任学会的秘书长。

  1994年,我的学术生涯转移到了波士顿学院,参与该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不久后,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漠南大学”首席教授,并一直持续到2013年退休。我向唐纳德·漠南提出建议并获得了认同,在1995年建立“国际高等教育中心”(CIHE),学校还同意为此中心提供额外的资金补助。该中心还受到了福特基金会15年的持续资助,资助总额超过一百万美元。其他一些具体的研究项目和活动分别由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丰田汽车基金会及其他组织提供支持。

  CIHE开展的研究项目涉及该中心及资助者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通常研究人员会汇集到一起,集中探讨一个特定的研究主题。研究论文成稿后,要在编辑会议上进行讨论,然后修订出版成书。全球视野下私立高等教育的崛起,发展中与中等收入国家学术职业透视,亚洲大学作为全球主要学术机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共同体中的领导地位等研究成果都已出书发表。

  该中心与波士顿学院高等教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培养项目一直紧密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授课教师以及那些多年来一直担任研究生助理的优秀博士生。詹姆斯·J. F.福雷斯特便是这些优秀的成员之一,1995年通过他我接触到了互联网。在他的努力与专业人士提供的技术支持下,CIHE建立了一个健全的网站,并开始拥有其他互联网资源。罗伯塔·马里·巴塞特和利斯·瑞丝伯格担任《高等教育评论》的执行编辑,从1996至2004年我一直从事该杂志的主编工作。达姆图·特佛拉负责在贝拉焦出版网络发行,并首创了非洲地区高等教育国际网络,还获得资助出版了《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参考手册》。

  1995年,我意识到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重视高等教育,因此创立了《国际高等教育》季刊,为国际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提供一个分析问题和共享信息的论坛,最近已发行到了第70期,该刊已被公认为世界上分析高等教育的重要资源。《国际高等教育》秉持这样的理念,即发表权威专家的短篇文章,这无疑是成功的。专家都很忙只好撰写短篇文章,而我们的读者多为高等教育领导者、政府及组织官员和研究人员,他们也表示短篇的分析型文章非常有用。如今,《国际高等教育》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中文、俄罗斯语、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目前正在讨论译成阿拉伯语和越南语。《国际高等教育》的英文版刊发在德国高等教育界的权威刊物——《德国大学报》。《国际高等教育》现在有纸质和电子版本。


五、塑造研究领域

  我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特别是高等教育学在国际化方面的发展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始终关注的焦点。我曾参与《比较教育评论》和《高等教育评论》的主编工作,为这两个知名期刊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参与了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标准教材的编写。在比较教育学领域中,我的3本著作被广泛使用,分别为《比较教育学》《比较教育的新探讨》和《教育中的紧急问题:比较的视角》,这些书籍在比较教育学课程中大量使用,在比较教育学迅速发展时期,相关学术讨论也大量引用了这些书籍。我们就比较教育学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跨学科领域研究展开过激烈讨论,我本人倾向跨学科领域这种观点,而最终这种观点也占了上风。

  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虽然相较于比较教育学更加完善,但相对而言起步也较晚。我参与编辑的《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为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学提供了更有利的机会。目前,这本书已发行第五版,其中有两版由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出版,另外三版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学领域的标准教材。参与《高等教育评论》的编辑工作也为我日后打造该方向的核心期刊奠定了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教育国际化研究方向显得愈加重要,我有幸参与了国际高等教育分支领域的发展研究。我合作编辑了《新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研究:结构、问题和趋势》,探讨了该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为当时该领域的发展研究提供了衡量基准。我以比较高等教育为主题的两部文集也对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高等教育》是高教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期刊,1975至1996年我担任该期刊北美地区主编,这一经历让我有了更多机会研究新兴领域。1977年至今,我编辑过几部关于国际高等教育的书籍:1977年至1984年与普雷格出版社合作、1985年至1994年与培格曼出版公司合作以及2005年至今与森瑟出版社合作,这些均为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全球化及其影响极大推动了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迅猛发展。1970年,我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编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书目之精选》,该书包含了近1600个条目。此后,该领域的文献数量快速增加。与此同时,我还在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ICED)举办的几次会议担任大会秘书。理事会负责人詹姆斯·珀金斯为将顶级大学和政策领导人组织在一起研究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国际意义煞费苦心。根据ICED的研究,当时很难找到有关高等教育体系的知识,且官方授权的有关高等教育的短篇书目仅在约十余个国家发行出售。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年度会议也基于比较框架创作了几卷书目集中讨论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议题。1977年,第一本综合性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十卷)出版问世。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开始对高等教育议题萌发兴趣,我的《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一书为此做出了贡献。

  自1995年以来,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CIHE)一直致力于通过召开会议、出版专著,尤其是《国际高等教育》期刊,来扩展高等教育知识库。该中心的网站充当着高等教育方面的信息源和研究平台,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通过《国际高等教育》杂志以及高等教育中心在过去20年间的研究,该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得到了说明。

  就全球而言,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我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国际目录》和《高等教育:国际研究中心与项目名录》追踪了两个不同时期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地位,同时阐述了该领域如何崛起,及其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以高等教育议题为重点的研究和政策中心及机构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足以说明高等教育在大众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我们研究了旨在培养高等教育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学位专业的发展。如今,尽管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学术机构需要职业管理人员,而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也确实令人瞩目,但高等教育的发展仍不均衡,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大多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为更好地促进对专业化学术管理及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工作,我编纂了《世界级大学领导力: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一书。该书重点阐述了学术领导力,如治理、战略规划、筹资、财务管理等。


六、知识的传播

  学者和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和分析创造知识,但他们却鲜于思考知识传播的复杂性。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一直关注知识的传播。无论是编辑出版还是在当今世界为解释这些复杂现象所付出的努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学生时期开始,我就对这些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我加入了校学生报社《芝加哥放逐者》,这为我的写作和编辑提供了宝贵的经历。在印度期间,我还曾任职于《经济与政治周报》,这也是一次有用的编辑培训经历。此外,作为学生,我曾为多种出版刊物供稿,探讨学生政治和学生运动。

  我长期致力于多种学术期刊的发展,担任多家杂志主编,并在高等教育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世纪70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的几年中,我在《比较教育评论》担任副主编,该杂志是本领域影响甚广的学术期刊。1978年,我担任杂志主编,之后一直做了整整十年。期间,我说服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学会(CIES)董事会的成员将杂志社移至可提供专业出版资源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事实证明,后来近40年的时间里,该举措无论对杂志社还是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学会都大有裨益。有了专业出版社的帮助,杂志社轻松过渡到数字时代,还获得了宝贵的技术和金融服务支持。我在波士顿学院任教期间,1996年至2004年曾在美国三大高等教育期刊之一的《高等教育评论》担任主编。我又一次对杂志社做出了改革,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出版社如今仍在出版该杂志,帮助杂志社提高了专业水平。《高等教育评论》杂志社也是霍普金斯首创的电子平台“缪斯项目”的初创参与者。二者的合作不仅提高了杂志社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收益。1985年,我还与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同事担任了《教育政策》的创刊编辑,该期刊现由世界第五大学术出版商SAGE出版社出版,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收录的出版刊物。

  在诸如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这样的新兴领域中,书籍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帮助该领域得到认可,并为原创学术研究和分析提供了交流平台。数字化时代带来了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尽管各种图书和专著的创作和发布方式多种多样,但其对知识创作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70年代至2013年,我为几家出版商创作编辑了大量丛书。其中第一部比较教育学的系列丛书是为普雷格出版社创作的。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后,我在桑尼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前沿》系列丛书40余卷。为了能向该领域内研究人员提供更多了解优秀博士论文的渠道,我与路特雷奇出版社合编了《高等教育研究:博士论文丛书》。之后该系列丛书内容扩展,近十年间除了发表了40部论文专著,还包括一些研究专著。最近,我的论著《全球视角下的高等教育》也已由森瑟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参与编纂了共约200册不同种类的系类丛书。随着该领域的研究逐渐步入正轨,这些书籍不仅有助于建立国际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文献基础,还为这一原来可能不被认可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书籍和期刊,尤其是由权威的出版社和公认的杂志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对于这些新兴的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尤为重要。

  我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发展的另一贡献是编辑了两本参考手册。两本手册均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核心议题与章节的汇编,目的在于将关键的分析与研究合为一体。1991年出版的《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部是与詹姆斯·J. F. 福雷斯特合编的《高等教育国际手册》,于2006年出版。


七、学术翻译

  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出版将会令全球受益匪浅。因此,该领域内的出版也需借助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尽管英语仍是当今科学交流的主要语言,却并非唯一,而且许多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并不具备足够流利的英语水平来开展学术研究交流。许多学者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的母语阅读相关资料。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学术界视为单一的英语语言环境这种观点也不能成立。

  我非常重视自己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出版发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保障了翻译作品的权益。《国际高等教育》被翻译成5种语言出版发行。我写作或编辑的许多书籍被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西班牙语、法语、俄语、印度尼西亚语、土耳其语、日语以及阿拉伯语等。同时,我的18本书被译成了中文,其中几本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其他几家中国主流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系列丛书。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些翻译的版本,中国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会引用我的观点。

  多数情况下,翻译项目是出版社出于商业目的承接的,也有些翻译项目由世界银行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赞助。安排翻译项目并非易事,西方出版商,尤其是较大的跨国出版公司,通常不会理睬翻译需求或重视相关的翻译权利。一般来说,出版商与作者注重的是纯粹的商业价值,不会考虑翻译的重要性或衡量译本的语言价值。事实上,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学术界确实需要认真考虑多语言背景下的知识传播问题。


八、大众出版物

  大多数学者都避免为主流大众创作,事实上他们会批评那些盲从大众的同行。的确,与媒体互动常常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我却一直认为,学者有责任与更广泛的大众沟通交流并参与到公众讨论中去,欧内斯特·博耶在《学术的反思》一书中也强调了对这一观点的认同。通过将学术知识和研究成果翻译成他国语言,学术观点容易被更广泛的受众所理解,且能将理念和观点传播至更广的范围,这对政策讨论与学术生活更加有益。由于学生运动时期曾接受过《经济与政治周报》、出版刊物以及报纸新闻写作风格的训练,我能够撰写简短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职业生涯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尽己所能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报纸及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书评和分析文章。近20年来,我为《印度人》撰写专栏社论,这份全国性的报纸发行量数以百万计。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时,我常为《布法罗日报》撰写文章。我还在墨西哥城的《千年报》定期发表文章,也曾为日本主要的英文版日报《日本时代杂志》写过文章。此外,我也在香港《南华早报》、布宜诺斯艾利斯《号角报》和俄罗斯《商业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我还经常定期向全球性高等教育的报纸投稿。我定期在伦敦《泰晤士高等教育》上发表文章并在他们的编辑委员会中任职。我还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闻周刊《大学世界新闻》和其他出版物供稿。

  2010年,利斯瑞·斯伯格创建了“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该中心随后为《高等教育内刊》这一美国在线日报创建了博客——“全球观察”,该博客的特色之一即其作品皆出自全球公认的博主,他们会从当今的国际高等教育问题出发撰写文章。我也定期在这个博客上发文。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通过互联网让广大受众了解当代高等教育的研究主题。


九、新殖民主义与中心和外围学说

  20世纪70年代,我的研究集中于对60年代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研究、冷战的现实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我曾讨论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1977年,我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观念的奴役:教育、依赖与新殖民主义》。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关系,以及暗含的其他知识和政治关系高度不对等。这些不平等现象一方面是财富和学术实力的“天然”失衡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富有国家为了保持其新殖民主义的影响力而采取的政策所致。此文是首篇试图将自然的不平等与具体的国家政策和冷战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在我们编辑成册的《教育和殖民经验》和早期的《教育和殖民主义》书中都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析,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将中心-外围的现实与政府的具体政策联系在一起,就可能分析出影响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和知识传播现实的各种力量。虽然中心-外围的分析并不是一种新方法,但把它应用到高等教育和知识传播领域却是新颖的。一些较大的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使用英语的国家,往往在学术机构、科学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以及编辑出版有影响力的刊物等方面,最具权威性。这些国家拥有大部分的留学生,他们的学术机构往往最有影响力,21世纪他们又主宰了互联网。外围国家往往都趋向于被一个或多个中心所吸引。这些国家的大学影响力较小,在最近几十年里没有列入全球学术机构排名的前列。中心-外围的观点可以用于分析全球高等教育中种种明显的不平等现象。

  中心的产生源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语言因素,即在高等教育和出版中使用世界语言(特别是英语有重要意义),学科体系的大小,学术影响力的历史(前殖民国家有相当大的优势),以及丰富和健全的学术基础设施等。

  后殖民世界有可能克服外围性问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建立起了非英语的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体系,但仍在努力争取全球的认可。最近,中国在进入全球顶级学术体系前列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即使是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也加入了成熟学术体系的行列。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只是国际知识体系的一部分,那些主要的、大部分使用英语的学术“大国”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依赖性是另一因素。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结构上仍然依赖于前殖民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政府的具体政策和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造成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打破这些结构。

  冷战期间,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的政策中有许多旨在影响高等教育、精神生活、文字出版,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和教育的内容。“争取人心的战争”是当时两国关注的焦点。此外,伴随殖民主义的迅速终结,众多前殖民国家似乎都想要维持他们对前殖民地的影响。新殖民主义这个词便出现了,用来定义政府用于获取、维持或提高其国外影响力的诸多举措。

  一些研究者将许多项目称为新殖民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却称其为“对外援助”。如为发展中国家翻译大学教科书的项目,就可以不同的方式来评价。由美国富布莱特计划、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英国文化协会等赞助的主要研究项目,分析方式也因人而异。

  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政府为影响其他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所做的努力已经放缓,但商业利益却成为关键因素。从事知识产业的跨国公司,如出版社和信息技术公司,在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外围国家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国家和学术机构力图通过大规模增加留学生从中获利,但同时这也具有文化和教育影响。

  总体来看,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已使得国际高等教育关系的形式愈发多样。这些曾经只是政府政策和冷战政治斗争中某一层面的问题,现在却已成为更复杂的现象,这是21世纪的现实。


十、全球趋势: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与知识经济

  我一直认为当代高等教育的驱动力和主导现实是大众化。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高校入学人数开始急剧增加,此后在世界范围内蔓延。20世纪中叶,仅北美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就占适龄人口数的30%以上。大学入学人数急剧上升,2012年全球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达到2亿。与此同时,极大的不平等性却一直持续:非洲大部分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在同年龄段中的比例不足10%,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达60%以上。中国和印度在2012年适龄人口的入学率分别为22%和13%,两个国家都计划要显著提升入学率。

  大众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包括私营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崛起。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学后教育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这也加速了学术体系的不均衡。学术体系的底层试图扩招,而顶层却精挑细选。底层教育的标准不高、经费严重不足、学术职业的重视度不够,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可能还会全面恶化。所有国家都会受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影响,尽管各个国家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速度和影响存在差异。

  大众化也滋长了全球学术界的不平等。底层教育系统的扩招导致质量相对平庸的中学后教育高校数量的增多。同时,日益成熟的全球知识经济的需求促使教育系统中顶级大学的质量越来越高。

  大众化的后果之一是全球私立高校的增多,其中大部分是全球性的营利机构。的确,私立高等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全球高等教育一度被公立大学垄断,而如今一大部分学生就读于私立大学,包括大部分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大部分新兴私立高校是营利性质的。除了少数高速发展的高质量私立大学之外,大多私立中学后教育机构都追求生源数量,质量相对较差。这类新兴的机构需要严格的质量准入机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监督私立高校的能力有限。

  知识经济的出现提高了对国际化高质量研究型大学的需求,我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一种似乎相互矛盾的趋势是,底层的高校扩招和顶级高校的精英化,在许多国家这些高校均具有各自专门的目的和关注点。在此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必须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异化,才能服务日益多样的学生群体。

  同时,大众化通过大量扩招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也改变着高等教育的形态,一种强调高等教育体系顶层的全球化知识经济已经出现。位于顶层的高校有应对全球化经济与科研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以及培训高质量专家的社会需求。这些精英院校经常从国际人才市场雇佣教职人员,同时也为很多国家的学生提供教育。

  大众化和全球知识经济对差异化学术机构的需求,使得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包含高校在内的学术体系,并服务于不同的使命和社会需求。许多国家拥有典型的二元化学术体制,非大学和主要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学院为一类,以研究为重要使命的大学为另一类。在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环境和日趋复杂的经济体中,更多种类的高校需要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即所谓的差异化的学术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包含少数顶尖研究型大学,还包括更多的教学型大学,或者以就业为导向、非大学性质的专科院校,以及专门学校等,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以及其他案例。尽管建立此类学术系统在逻辑上讲得通,但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要建立这样的制度相当困难。历史传统、利益纷争、分散的政治权力以及其他因素都使其困难重重。


十一、研究型大学及其发展

  通过从事研究、教学和服务,大学几个世纪以来都承担着发展和教育的职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的大学,对国家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科学发展和高等教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案例研究》一书,是我对大学在新兴的研究文化中能扮演何种角色的早期研究。

  研究型大学代表了学术机构的顶尖水平。19世纪初期,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先河。随后美国在洪堡最初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为社会服务的理念。研究型大学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与国际知识网络的联系更直接,培育了大量的学者,承担了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尽管研究型大学只是当代学术系统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地位却至关重要。这类重点学术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但外界常常对其缺乏了解。我认为,大多数国家都至少需要一所研究型大学,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以此帮助其参与到全球经济体中,将相关的研究引入国内,以培养本国“出类拔萃”的精英群体。

  建立和支持研究型大学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其经费支出比教学类院校更多。其学术人员必须能力突出且与国际接轨,学生必须经过精挑细选。这类院校即使不提供英语教学,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工作中大量使用英文这一全球性学术交流媒介。在任何国家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尤为艰难,困难包括建立合适的学术文化、维持经费支持、高效管理等。


十二、全球化和国际化

  大学一直是国际性的教育机构。在中世纪,拉丁语是欧洲大学授课和学术的通用语言。学生和教授来自许多国家。在当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特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强。而且,全球化使得大学的国际化定位更加突出,加快扩大了校园的国际化规模。从传统的学生流动,发展为广泛的教师流动以及全球化的学术职业形成。分校、跨国机制、双轨制管理都极大地促进了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曾经并在当前某种程度上依旧保持着国际学术关系的核心地位。影响国际学生流动性的“推拉”因素已得以证实,并解释了学生选择去国外留学的原因和现实结果。诸如“人才流失”以及学生们将出国留学和移民联系起来的话题,对理解什么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普遍现象非常关键。

  全球化的程度成为大学国际排名的重要指标。目前有两大比较权威的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但它们主要或只关注了大学的研究力量,忽略了大学工作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他们的排名方法对发达国家的学术机构有利,而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大学排名却很少有位居前列的。然而,排名对决定哪所学校最负盛名以及在学术界的“中心”地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观点是,分析这种现象,至少在某些方面应该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出发,指出国际学术关系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内在不平等。这种分析和全球化与中心-边缘的关系直接相关,甚至对其有依赖性。发展中国家不仅缺乏完成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必要资金,还普遍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教职人员不一定都接受过必要的训练。总之,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公平竞争”任重道远。许多学者仅仅指出了国际化学术关系积极的方面,但显然,我们还需要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


十三、学术职业

  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缺乏坚定的学术职业精神,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学术职业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部分原因是教师发展的重要性。我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加快了教育的扩张,也造成了大部分国家(尤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学术职业工作条件的恶化。然而,根据1995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对14个国家(地区)学术精神的首次国际性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学术界对学术职业保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之后我们调查了28个国家学术界的薪资水平、工作合约及职业生涯,结果发布在《学者的工资》一书中。该研究发现了所调查国家间薪资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本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重大失衡。显然,薪资水平垫底的国家距建立顶级质量的研究型大学还有一段艰难的历程。对中国和印度学术职业的研究发现,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学术系统存在巨大差异,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学术界收入竟然比中国高。

  通常,随着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学术职业将更加差异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小部分精英成为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这些学者拥有博士学位,承担了大部分的研究发表工作,并趋向于在全球范围流动。当各国吸引“出类拔萃”群体越来越困难时,这小部分精英的工作条件和薪资水平会越来越高,尽管该群体内也存在差异。从全球范围来说,他们的薪水和工作条件还有很大改善空间。与此同时,学术界的兼职越来越多,终身教职的保障在逐渐减少甚至被取消。

  全世界的学术界似乎都失去了管理高校的权力和权威性。大学已变成大型官僚机构,在许多高校存在已久的学术共同体的氛围每况日下。一直以来被美国高校广泛接受的共同治理的概念如今大为削弱,权力被转移到行政管理机构。欧洲资深教授的传统主导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反抗运动中被削弱,在大众化的时代似乎效力不再。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会干涉学术事务。20世纪呈现出学术职业专业化和专任教师力量的增大。而21世纪,尽管学术职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过程中将愈加重要,在全球知识经济体中亦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其专业角色似乎仍在不断削弱。


十四、结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对学术事业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很早就坚信,中学后教育不仅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也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基于我本人的学术训练和经验,我一直都在研究高等教育的特有概念。学生、学术职业、社会中大学的角色、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过程以及研究型大学等,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我对旨在阐释全球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现象尤其感兴趣。

  原本处于全球高等教育边缘的重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开始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金砖四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成为重要的学术力量。

  20世纪末全球化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研究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如全球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这些问题突如其来,占据了报章的头条,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还成了很多网站的主题。从中心-外围的角度来分析,能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高等教育从一部分专家研究的主题演变为大众话题,并开始与政策息息相关。我主编的《国际高等教育》杂志和各类研究项目及书籍阐释了全球化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因全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而吸引了更多关注。

  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原主任、教授,美国波士顿;张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191;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陕西西安 710072;刘进,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