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他山之石

当前位置: 首页 >> 正文

高校发展规划的关键要素

2009-10-22编辑:梁勇来源:厦门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

厦门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
叶世满 张建安
 
  陈至立同志曾强调指出:“时代要求大学校长要具有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善于进行科学的定位和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善于协调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善于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在国际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宏观背景下,任何大学要在竞争中取胜,求得突破和发展,首先必须对发展规划及其关键要素进行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使发展战略更加明晰,办学理念更加明确,目标定位更加准确,办学特色更加凸显,大学精神不断光大,才能使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得以落实。
  一、发展战略:宏观思考付诸实施的方略
  发展战略是指导发展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是在竞争中取胜的谋略。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发展战略规划是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时代脉搏的基础上,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学校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见和创新思考,对关系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系统的策划,是认真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两个问题后的总体解决方案。因此,战略、规划在本质上都是计划的一种,只不过战略是指导全局的计划,而规划是比较长远的计划。战略和规划组合在一起,就是指导全局的、比较长远的计划。
  回顾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取得成功,无不得益于其宏观的战略思考。洪堡大学确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的战略思想,使其一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楷模;威 斯康星大学因推行“威斯康星思想”而造就辉煌;斯坦福大学明确的发展战略规划及其与工业界的紧密结合,使之享誉全球。
  厦门大学自1921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了85年的办学历程。85年来,厦门大学的发展与各个时期的战略思考休戚相关。
  初创时期,《厦门大学组织大纲》明确本校办学任务乃“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提出“大学之要务有三:一为研究学术。国至于贫,皆因工业不兴,工业不兴,皆由于无制造之新识。故大学之要务,以研究学术为重;二为培养人才,国有人才,则无虑其不强。三是教育与社会须联为一气,互相援助,而后双方均有利益。”
抗战时期,学校被迫内迁至闽西长汀,在十分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坚持办学,学校坚持“宁可放弃量的发展,以谋求质的改善”,“本校一向对于学生程度的提高,非常注意。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下,对质的改良,比量的增加,尤为重视”;强调“基础课与专业课并重,理论学习与专业学习并重”,推行引文入理,引理入文,文理渗透。这一时期,厦大的工科得到迅速发展,如航空系、机电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机械系等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厦门大学的工科等一批学科被调整到其他高校,成为一所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校确立“大学一方面是个教学机构,同时又是一个科研机构”的战略思想,积极推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促进,率先建立科学研究办公室、创办学报和研究刊物以推进科学研究。1963年,厦门大学成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改革开放以后,厦门大学成为唯一地处经济特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1984年《厦门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设想》提出:要充分利用特区有利条件,发挥优势,在“特”字作文章,在“高”字下功夫,依靠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全面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把学校办成一所面向特区、面向全国、面向东南亚、具有较高水平和富有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九十年代,厦门大学紧紧以“211工程”建设为契机,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共建”之路。1994、1995年,厦门市政府、福建省政府分别与原国家教委共建厦门大学。
  进入新世纪,面对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时代背景和“985工程”建设的难得机遇,学校形成了《跨世纪改革与发展战略构想》,其核心战略就是“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有所为、有所不为”。2001年12月,《厦门大学“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提出:建设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迈向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2003年,学校认真思考“两个问题”,精心制定了“三个规划”;2006年,《厦门大学“十一五”规划和2021年远景规划》提出:立足创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坚持“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实施“人才强校战略、重点突破战略、交叉集成战略、项目带动战略和国际化战略”,构筑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师资队伍、办学条件和大学制度,培养优质的人才、创造优质的成果、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从整体上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合作水平。
  二、办学理念:决定着学校的跨越发展
  办学理念是关于大学的基本性质、理想模式、目标追求、社会责任方面的系统思想,包括大学的理想、信念、观念和办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行动纲领。持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不仅直接影响到对大学方向、使命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选择,也直接影响到对大学的职能、作用、目标和任务的确定。
  几乎所有的世界知名大学在其办学理念上都有独到之处,既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又与时俱进,勇于变革,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并非是最早出现的大学,它们之所以能在欧洲众多的古典大学中彪炳史册,就在于较早地突破了宗教的束缚,以“追求学术性,培养有教养的人”为其办学理念。加州理工学院始终秉承“小而精”的办学理念,遵循“学科不求过多,范围不求过宽,严格保证学生入学和学习质量,宁缺勿滥,精益求精”的办学方针,扎扎实实“为教育事业、政府机构和企业发展培养急需的具有创新才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懈努力,使其成为精英学府的典范。
  目前,我国高校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学校办学规模和组织系统的复杂性已经今非昔比。在复杂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校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要有鲜明的有别于他人的办学理念,并且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和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办学理念转化为学校的具体行动,进而实现学校的使命、远景和具体目标。
厦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凝聚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之理念。建校伊始,《厦门大学校旨》、《厦门大学组织大纲》等均明确“本大学以研究学术、培植人才并指导社会为目的”;坚持“养成各种高等专门人才,使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坚持“无为之费,一文宜吝;正当之用,千金慷慨”,“本校选聘教员完全采取人才主义,毫无畛域之见,对于各学科之著名高等专门人才极力罗致”。由于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拥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坚持“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理念,使厦门大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国际友人誉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并荣膺“南方之强”的美誉。此后,在85年的发展历程中,厦门大学始终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一理念,致力于建设“南方之强”,“为吾国放一异彩”。
  进入新世纪以来,厦门大学在制订“十五”计划、“三个规划”和“十一五”规划过程,通过反复研讨、集思广益,对办学传统办学理念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坚持“精英教育”的理念,构建结构优化、质量优异的人才培养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梯队合理、名师荟萃的人才支持体系;坚持“创新与服务”的理念,构建交叉融合、集成发展的科研创新体系;坚持“树优势、争一流、创名牌”的理念,构筑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坚持“国际化”理念,构建定位清晰、互利共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体系;坚持“绩效管理”的理念,构建渠道广泛、高效合理的资金筹集和资源配置体系;坚持“制度创新”理念,构建体制顺畅、机制灵活的现代大学管理体系;坚持建设“和谐校园”的理念,构建功能完善、保障有力的条件支撑体系;坚持“引领文化”理念,努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
  三、目标定位:激烈竞争中的理性抉择
  大学发展目标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大学发展所要达到的数量、质量、规模、速度以及内部结构和比例关系的综合指标体系。学校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目标的选择和确定是大学发展规划的首要问题。
  高等学校定位是指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职能、国家和社会需求以及学生需求,按照扬长避短的原则,参照高等学校类型和层次的划分标准,经过纵、横向分析和比较,在清醒认识自己的基础、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准确把握自身角色,并确定服务面向、发展目标及任务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前瞻性战略思考和规划活动。
  目标定位正确与否,事关整个发展规划制订的成败,对学校的发展来讲是决定性因素。从管理科学的角度看,管理效能=发展目标×工作效率。可见,要取得好的管理效能,就需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在确立大学发展目标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发展目标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有可行性,既要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又要考虑实现目标所必备的社会物质条件。二是发展目标是多元性与多重性的统一。发展目标应从质和量上确定出学校未来一定时期内要培养出什么规格的和在数量上能满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应确定出高校自身应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科技文化事业发展中应作出的贡献,反映出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三是发展目标既要定性,又要定量。对大学发展目标既要作出总体方向性的规定,又要对目标的总体规模、效益作出指标规定。另外,从发展角度看,由于目标具有阶段性,因而制订发展目标时,必须认真研究目标间的相互关系,目标上下之间应具有衔接性。
  纵观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确定清晰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的目标定位已成为共同趋势。瑞士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瑞士苏黎世联邦高工(ETH)制定的《2004-2011年的发展规划》,目标是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其规划分三个部分:一是学科基础部分(ETH Zentrum),理顺学科之间的关系,重点发展化学及应用生物学、工程科学等8个领域;二是与其他大学合作共同建立科学城(ETH Science City),整合力量,集成发展;三是开展全球合作(ETH World),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开展合作与交流。洛桑联邦高工(EPFL)目前是瑞士最有名的高等院校之一,其发展定位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在规划中注重四个方面:一是学科交叉融合;二是注重创新与成果转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三是人才培养强调多学科、宽角度教学,在理工教育中融入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四是强调国际化办学。
  我国的高水平大学通过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厦门大学提出的目标定位是:到2021年(建校百年),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太平洋西海岸的一所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确定分三步实现上述战略目标:2001-2005年——基础建设阶段;2006-2010年——全面发展阶段;2011-2021年——实现目标阶段。类型定位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层次定位是:坚定不移地走精英教育之路,高度重视本科生教育,稳步发展研究生教育,积极拓展留学生教育。学科定位是:按照“保持优势学科、发展特色学科、巩固基础学科、扶持新兴学科”的原则,构建起基础学科力量雄厚,应用学科前景广阔,交叉学科活跃强劲,新兴学科不断生长的学科体系。
  勿庸置疑,我国的高水平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但从近几年的发展状况看,通过若干可比指标分析,这种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中,在国家的重点支持下,有了明确的目标定位与清晰的思路,我国的高水平大学一定能够实现跨越发展,能够在世界著名高校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也必将在优胜劣汰的洪流中应运而生。
  四、办学特色:发展规划的核心要素
  制定发展战略规划,最为重要的关键点是“特色”。大学的办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办学特征。它具备以下特质:一是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办学风格或优良特点。与其他院校没有区别,就不能构成特色,但区别本身并不等于特色。只有这种区别成为被广泛认同的优势,且这种优势达到其他大学短时期内难以企及的程度时,才构成一所大学的特色。二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形成,并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换言之,所谓大学办学特色,决非一朝一夕“自贴”或“被贴”的标签,也决不是一时广告宣传和媒体炒作的产物。三是大学办学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建设,在某些领域形成自己独有的优势,并以此确立学校的地位和影响,带动学校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特质。四是大学办学特色必须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大学办学特色的价值必须取决于其对科学发展、最终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被社会广泛承认的实际贡献的大小。五是大学办学特色的灵魂是具有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表现为大学与众不同的校风、学风、师资水平、学科专业、制度规范、教学与研究方式,其目标是以服务社会发展为宗旨,创造卓越的科研成果,培养卓越的人才。形成办学特色既是大学求生存、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大学发展的价值理念与战略取向。
  当前高等学校在很多方面具有趋同性而显得个性不突出。我们认为,高校一旦缺乏个性,失去与别校产生差异的特质,就会降低学校的竞争力。要使学校办出特色,必须树立特色意识,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以特色取胜。大学在确定特色发展战略方面,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可以借鉴企业经营的“焦点法则”:将80%的精力放在20%的事情上,这20%的事情将带来80%的效益。未来5-15年,厦门大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打造优势与特色:
  (1)增创学科新优势。从我国国情和校情出发,把学校有限的人财物资源投入到那些有基础、有水平、有特色、有前景、有人才的学科建设中去。重点建设一批能够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客观规律和理论发展的基础学科,一批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对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有重大影响的应用学科,一批与学科发展趋势相适应,具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新兴、交叉学科。近年来,学校注重打破院系界限和学科壁垒,积极推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培植新的学科增长点。如创建了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院、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海峡两岸发展研究院、厦门国际法高等研究院、材料学院等。
  (2)增创人才新优势。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构建定位明确、层次清晰、衔接紧密、促进优秀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培养和支持体系。一是大力吸引优秀人才,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人才资源,特别要面向世界积极引进优秀拔尖人才。二是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与用好现有人才、绩效考评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做好现有人才的选聘与培养。三是大力推进“学科带头人+创新团队”的模式,加强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
  (3)增创环境新优势。树立“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努力创造优良的学习、生活和创业环境。一是从改革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入手,打破原有学科组织结构和科研组织模式,建立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汇聚的科研体制,形成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层学术组织结构。二是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三是加大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深入推进教师聘任制改革,积极完善教师评价机制,强化海内外同行专家在学术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四是在科研评价中,客观认识并接受国际同行的学术标准,在国际交往中增强竞争力和合作水平。
  (4)增创“侨、台、特、海”的区位新优势。重点支持台湾研究院、南洋研究院的发展,有计划地聘请台港澳教育界、学术界的拔尖人才来校任教或合作研究;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政策,积极招收台港澳学生;积极做好华侨华人、台港澳校友和各界人士的联谊、交流工作,使学校成为祖国大陆与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开展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与基地;办好“海峡两岸论坛”,扎实开展交流与对话,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五、大学精神:办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大学精神是大学与生俱来并经过历史荡涤长期积淀形成,由师生为主体创造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群体意识、制度环境和行为准则等构成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是薪火相传的精神向往和文化灵魂。大学精神包括科学探索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匡正驱邪精神和创新引领精神,并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新的内涵。
大学要有竞争力,更要有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和魅力,就在大学的文化精神和办学传统之中。大学的精神传统是人类大学精神的历史积淀,世界各文明类型和中西方的大学都对之作出贡献,并互为补充为一个整体。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大学的精神传统在不同文明类型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大学像一切组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变的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钥匙却在变中保有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①
  19世纪初,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提出了“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原则,明确提出“所谓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博大精深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②由此,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德国大学发扬光大。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始终坚守自己追求真理的办学宗旨,坚持“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把哈佛看作一个传授知识和发展知识的场所,看作培养社会领袖和精英的机构。加州理工学院建校以来逐渐形成的良好校风和特色文化是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因素,包括学生刻苦学习,互相扶持,充满学术自由的学风;科学研究上讲究多学科交叉,研讨和充分自由交流的研究风气;追求质量,精益求精的管理文化;以及弥漫在整个校园的追求科学真理,献身科学的学术风气等。
  近代以来,中国大学的历代拓荒者,一方面借鉴西方大学的先进理念,一方面尊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铸就了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丰碑。北京大学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之“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复旦大学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南开大学之“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浙江大学之“求是”精神……这些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都体现着中国大学不懈的追求、向往和志向。
  《厦门大学校旨》开宗明义:“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在“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感召下,经过80多年的发展,厦门大学积淀了独具特色、催人奋进的以“四种精神”(即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以萨本栋校长为代表的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以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营造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求实创新、勇攀科学高峰”的优良学风,积淀了“名师垂教,质量为先,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严格管理和学术自由相统一”的治学方略和风格。回眸过去,展望未来,厦门大学将继承和发扬革故鼎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提倡理性怀疑和批判精神,努力营造追求真理、献身科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倡导潜心研究、严谨治学,坚决克服和摒弃学术浮躁。积极探索完善学术自律与学术监督相结合、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努力在校园内营造民主、宽松、开放、和谐的良好学术环境。
  总之,高校要取得好的办学业绩,必须有一个好的发展规划,并在规划中与时俱进,创新办学理念,明确发展战略,找准目标定位,培育办学特色,弘扬大学精神。抓住了这些关键要素,就抓住了大学规划的根本。
参考文献:
①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自序.
② 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转引自: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修订版。